有人相信，在距离太阳大约90亿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穿越太阳系边界，即将进入星际空间。他的身体在零下270摄氏度的低温中完美地保存着，他所身处的太空舱已经以每小时29000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沉默地漂游了近50年。他是首位迷失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他搭乘的火箭从地球出发，但没能成功返航。一对意大利兄弟声称，他们监听到了相关证据。

是否真的有宇航员死在了太空里?意大利的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坚持说他们监听到了相关证据。   　　苏联最早一批宇航员合影,后排站着的格里戈里耶·奈尔尤伯夫(左图圈中所示)后来被人从照片上抹去(右图)。     　　1960年10月,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发生了火箭爆炸事件,165人丧生,苏联将此事掩盖了30年。

　　1961年5月19日，午夜。都灵市中心空空荡荡，几乎如死一般寂静。突然，一辆小巧的菲亚特600疾驰而来，穿过棋盘格似的街道和铺着鹅卵石的广场。

　　车上载有几十根钢管，从车窗中戳出来。还有一堆铝片捆在车顶上。在都灵市郊一栋房子前，车子一声急刹停下，23岁的阿切尔和20岁的吉尔两兄弟走了出来。他们拿起那些钢管，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具箱，顺着楼梯跑上房顶。几分钟后，他们忙乎起来，锤击声、电锯声交织在一起，午夜的寂静再次被打破。

　　楼下一名住客从窗口探出身子，愤怒地吼道：“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睡觉！”

　　兄弟俩毫不客气地回敬：“对不起，先生，苏联人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我们正试着拦截它呢。”

　　一切安装完毕，他们抓起耳机，转动便携式接收器的旋钮，按下录音键，开始收听……

　　“请接入……接入……接入……听！接入！跟我说话！我很热！请接入！什么？四十五？什么？五十？是的。是的。是的。呼吸。氧气，氧气……我很热。这样……是不是很危险？”

　　兄弟俩互相看了看。后来经过妹妹的翻译，他们才弄懂这段俄语的含义。但是，说话的女人声音中透出绝望，令他们感到不安。

　　“现在开始通讯。四十一。是的，我感到很热。我感到很热。热……热极了。我看到火了！我看到火了！我看到火了！三十二……三十二！要爆炸了吗？是的，是的，我很热！……我正在听着，我感到很热。我要回程了，我很热！”

　　信号消失了。

　　痛苦的喘息

　　有人相信，在太空的无尽黑暗中，距离太阳大约90亿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穿越太阳系边界，即将进入星际空间。他的身体在零下270摄氏度的低温中完美地保存着，他所身处的航天舱以每小时29000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沉默地漂游了45年。他是第一位迷失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他所搭乘的火箭从地球出发，但没能成功返航，而是一直留在了那里。

　　这是冷战传奇的极端版本：人们认为，在1950年代末和整个1960年代，即太空时代刚刚拉开大幕之际，苏联同时进行着两项太空计划，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则是地下的。而“秘密计划”的行动更加大胆，有时甚至会去尝试自杀式任务，部分宇航员为此永远留在了太空。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秘密行动”即使存在，也将永远成谜，不为外人所知。但是，阿切尔·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和吉尔·朱迪卡-科迪里亚斯的发现，令有关苏联“秘密太空计划”猜想再度活跃起来。这对兄弟是天才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从1957年起先后数次监听到苏联和美国宇航局的太空行动信号，苏联人一度想致他们于死地。

　　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对无线电的热情始于1949年，当时两人都还只是十来岁的孩子。那时的无线电就像今日的互联网，是一个奇妙的发明，刺激着他们去探索。他们也喜欢电影，常常用摄像机把所做的一切都拍下来。

　　1957年10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们一生的大事。两兄弟坐在阁楼卧室的桌子旁，本来该做作业，但一如既往忙着捣鼓着无线电配件。突然，他们正在听的广播节目中断，电台插播了一则爆炸性消息：苏联人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一号”（SputnikI）。

　　“他们给出了这颗卫星发送信号的波段，”阿切尔回忆说：“于是我们就想，不如试试能不能听到？”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从地理位置上讲，都灵是追踪苏联卫星的最佳地点之一：意大利北部是苏联卫星轨道在西欧经过的唯一地区。

　　几分钟内，兄弟俩就录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兴高采烈，决定此后要监听和录下任何升入太空物体发出的信号。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制成一个直径8米的便携式碟形接收器，偷偷安装在都灵市最高楼的屋顶。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勤学苦练，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就把接收器装好或拆下。

　　在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夸口说：“美国没有洲际导弹，否则它可以轻松发射自己的卫星。”苏联证明它已具备向美国任何地方发射核弹的能力，太空将成为冷战主要战场，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梦想成为其中一分子。

　　一个月后，当小狗莱卡（Laika）搭乘“斯普尼克二号”（Sputnik2）上天后，兄弟俩又录下了第一个地球生命进入太空留下的讯息。1958年2月，他们又接收到了美国第一枚卫星“探险家一号”（Explorer1）发出的信号。他们的妹妹玛丽娅·特里萨回忆说，两位哥哥的房间就像发明家的作坊，“到处都是创造性十足的小玩意，让人着迷。”

　　然后，1960年11月28日，位于西德的波鸿天文台声称他们拦截到了可能是卫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公开宣布发射了卫星。

　　“我们闻讯立即打开接收器开始收听，”阿切尔说。静静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兄弟俩几乎要放弃。就在此时，一种规律的敲击声从噼里啪啦的噪音中浮现出来。

　　“我们立即辨认出，这是摩尔斯电码———SOS，”吉安说。但是信号发出的方式很奇怪。它速度缓慢，仿佛飞船不是在沿着轨道运行，而是处于某个点上，正慢慢离地球远去。最后，这段SOS信号消失在广袤的太空中。

　　一家瑞士-意大利广播电台听说这件事后，决定聘请这对兄弟充当电台的“太空专家”———当时太空节目很受欢迎。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等着捕捉首名进入太空的人类发出的信息。机会果然来了，而且比他们预期的快得多。

　　1961年2月2日晚上10时55分，两兄弟正像平常一样在搜索苏联卫星的波段，阿切尔偶然捕捉到了一艘正沿轨道运行的太空舱输出的信号，录下了一阵艰难的喘气声———他们认为那是一名窒息的宇航员在挣扎。兄弟俩联系了意大利有名的心脏病专家阿希利·道格里奥蒂，并录下了他对这段声音的判断。“我可以明确地断定，这是压抑的人类喘息声，”道格里奥蒂说。

　　两天以后，苏联新闻机构宣布，2月2日，苏联将一枚重7.5吨的宇宙飞船发射上天，其体积约与一辆单层公共汽车相当，它在返回时起火烧毁。报道中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兄弟俩真的听到了宇航员临终的喘息吗？

　　从历史上抹去

　　詹姆斯·奥伯格是一名太空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太空计划，此前他在美国宇航局的任务控制室工作了20多年。他认为，“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听到的声音也许真的来自一名失踪的宇航员，在那个年代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会有人说出来。那时候什么都是秘密，苏联太空计划被封得严严实实，外界一无所知。”

　　时至今日，苏联太空计划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不为人知，很多资料都被销毁了，与之有关的人不是死了，就是人间蒸发了。一些历史学家最近解开不少围绕着早期宇航员的神秘谜团。奥伯格本人就发现，著名的“索契六人组”（苏联最早一批顶级宇航员候选人）合影被人做过手脚，六人中有一位被故意抹去了。

　　奥伯格发现，照片上显示为玫瑰丛的位置本来站着格里戈里耶·奈尔尤伯夫（GrigoriyNelyubov），1961年他被太空飞行项目开除，原因酗酒闹事，与一些士兵打架。不久后，据说是喝得醉醺醺而且情绪低落的奈尔尤伯夫“不小心”撞到高速行驶的火车，当场身亡。后来被抹去的还有阿那托利耶·卡塔什夫，他在一次离心机训练后出现皮肤出血，还有瓦伦丁·瓦拉莫夫，据说他在一次潜水事故中弄伤了脖子，从此销声匿迹。1971至1987年担心苏联宇航员训练中心总指挥的弗拉基米尔·沙塔洛夫承认，1960年代有“六到八个”受训人员死去，但是不愿透露他们是怎么死的。到1971年为止，在为纪念加加林上天10周年而重新发布的老照片中，有九名宇航员“消失”了。

　　因此，是否真的有宇航员死在了太空里？苏联记者、1965年的宇航员候选人雅洛斯拉夫·格罗瓦诺夫宣称，1960年11月10日，一位名叫别洛科尼耶夫的宇航员在运行中的飞船上牺牲。退休高级太空工程师米哈伊尔·罗登科几年前也宣称，1957至1959年，先后有三名试飞员死亡，火箭升空时发生爆炸，他们随之化为灰烬。

　　可惜的是，很难找到证据支持这些说法。不过，苏联在让人和证据消失方面一向是专家，所以人们很容易相信，在狂热的太空竞赛早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再大风险赫鲁晓夫也要坚决发展太空计划，因为他需要成果来平衡地区政治。很多时候，该做的测试没做，安全遭到忽视。1960年10月23日，一枚火箭在拜科努尔发射场爆炸，让165名技术人员化为乌有，这件事苏联当局整整掩盖了30年。

　　最惨烈的事故之一是瓦朗丁·邦达仁科（ValentinBondarenko）死亡事件。邦达仁科24岁时成为苏联最年轻的太空人，却在1961年3月23日以可怕的方式走到生命终点。当时他正在一个模拟舱内接受为期10天的隔离训练，无意中把一个浸透酒精的棉拖把放在了电炉上。舱内是纯氧环境，所以马上起火，点燃了他的宇航服。20分钟后，舱室的门终于打开。邦达仁科被拖出来时还活着，而且不停大叫：“都是我的错！”八小时后，他痛苦地死去，陪在身边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尤里·加加林。这个消息也一直被捂着，直到1986年才披露。

　　邦达仁科死亡两周后，1961年4月11日，一名国际通讯社驻莫斯科记者收到内线消息，说一件“极端重要的事”将要发生。于是他打电话通知了科迪里亚斯兄弟。

　　“我们从床上跳了下来，”阿切尔说，“冲向接收器，开始收听。突然，在一个奇妙的时刻，咝咝的杂音消失了，一个讲俄语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持续了几秒钟。”到此时为止，整个西方，包括美国总统，都不知道苏联人刚刚发射了一枚火箭。

　　当时俄语翻译很少，但是兄弟俩却一点都不发愁，因为他们的妹妹就是学俄语的。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飞行一切正常，我感觉良好。飞行正常。我完全可以承受失重状态。”

　　兄弟俩认真听着，宇航员正在进行失重测试。当宇航员吹着口哨哼着一首共产主义赞歌准备返回时，信号消失了。直到那时，凌晨两点，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才被手下从梦中叫醒，得知苏联的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第一人。

　　五周之后，1961年5月19日，兄弟俩偶然收到了争议最大的一段录音，就是那女人绝望的喊声和喘息声，他们认为那是一名女性宇航员发出的呼救，她在返回时飞船起火了。然后，几天后，他们又收到几秒钟信号，说话者语调着急：“情况越来越糟了，你们为何不回答？”两段录音都很清晰，翻译精确。

　　托伯特中心

　　科迪里亚斯兄弟俩名声越来越大，获得了都灵郊外德国人留下的一处废弃掩体的使用权。掩体位于一个名叫托伯特广场的地方，在十来名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利用掩体中的金属和管子，搭设了一系列天线，最后做成一个超级接收器，直径15米，重达一吨半。

　　兄弟俩在掩体的墙上钉了一个牌子，上书“托伯特太空中心”。在中心内部，他们使用二战时美军扔下的设备，复制了一个卡纳维拉尔角（指肯尼迪太空中心），有机玻璃框后面贴着世界地图，还有标示卫星运转轨道的显示屏。厨房的挂钟同时显示伦敦、莫斯科、肯尼迪太空中心和都灵时间。志愿者们都穿着白色外套。当时美国建成一个卫星侦听站要花1500万美元，而兄弟俩造“托伯特太空中心”没花一分钱，运行起来却一样卓有成效。

　　随着“托伯特太空中心”的落成，朱迪卡-科迪里亚期斯兄弟成为当地明星。“那是个狂热的年代，”吉尔的妻子劳拉回忆说：“有传言说他们正在执行一项太空任务，那个掩体里面挤满了女孩子、大学生和各行各业的人，连教授们都要过来拜访。”

　　兄弟俩还通过无线电，在全球找到了16个侦听站点合作，共同建立业余太空追踪网络，他们称之为“宙斯计划”。一旦得知美苏即将发射卫星，他们就互相通知，吉尔的未婚妻也曾参与这样的活动。

　　美国计划在加加林上天10个月以后，也就是1962年2月20日，将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太空。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监听到这次发射，但美国宇航局担心苏联捣鬼，一直守口如瓶，不肯公开相关波段。兄弟俩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们偶然看到一张照片，是美国宇航局从海中回收的一个‘水星计划’太空舱，”吉尔说。“约翰·格伦将乘坐同样的飞船上天。”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天线。“如果我们能量出这个天线的长度，那就可以确定它的波段。”但是兄弟俩手头没有比例尺，不知如何下手。

　　这个当口，在米兰大学教授法医学的父亲帮了他们大忙。他看到照片上有四名蛙人坐在一艘船上，于是利用颧间宽指数———左颊骨和右颊骨之间的距离与整个脸部宽度之比———确定了照片中的一厘米到底代表什么长度。

　　“过程很简单，但从未有人想出过这样的办法。总之，我们成功地破解了美国的核心机密！”阿切尔说。

　　1962年2月20日，当约翰·格伦平躺在“友谊七号”（Friendship7）飞船中等待出发时，“托伯特中心”也挤满了人———学生、教授、孩子、偶尔路过的人，当然，也不乏一些形踪可疑的人物。

　　有那么好几分钟，“托伯特中心”里只能听到静电噪音。突然，阿切尔“嘘”了一声。然后人们清楚听到了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的声音：“飞船正在旋转。啊，景象非常壮丽！我可以看到火箭助推器在几百码外旋转。飞船在出发，我在出发。”

　　然后，格伦吃了麦芽饼，挤了一管苹果酱放在嘴里，告诉地面控制室他感觉挺好，这一切“托伯特中心”都听到了。

　　“在失重状态下我没有不良反应。事实上，感觉非常愉快。视觉效果很好。没有散光现象。没有反胃或任何不适的感觉。”

　　然后“友谊七号”颤抖起来。格伦的身体开始受到重力的挤压。他准备返回了，一团火光笼罩了飞船。

　　卡纳维拉尔角失去了无线电联系，“托伯特中心”也是。这段静寂持续了七分钟之久。然后格伦欢快的声音再度出现。“老兄！”他大叫道：“真是一个大火球！”

　　“托伯特中心”内一片欢腾。“难以置信，我们真的做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阿切尔说。

　　守护天使

　　电脑黑客们都知道，秘密让游戏激动人心，但发现秘密是危险的。很快，危险就找上了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

　　成功见证美国人进入太空过程后几天，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家的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男人，仿佛是直接从间谍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肤色黝黑、表情严肃，穿着长长的风衣，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他自称是位记者，兄弟俩接受了他的“采访”。

　　记者走后没多久，门铃又响了，这次站在门外的是个矮小的意大利男人，衣着整洁，蓄着胡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正是刚刚离开的记者先生。“这人不只是记者，他还是克格勃特工，所以你们要小心。我为SIFA（意大利情报机构）工作，反间谍部门的，”他说：“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正在保护你们。但你们仍然要小心。”他警告说：“我们不可能时刻都在你们身边，”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来，兄弟俩和这位男子成了好朋友，他们称他为“守护天使”。

　　一名退休记者告诉我，那位克格勃特工后来成为苏联驻欧洲某国大使。我多方探听，得知他如今住在捷克。他同意在布拉格市政厅的艺术酒吧里与我见面。在游客们的喧哗声中，他跟我说起了50年前的故事。

　　“我们当然对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有兴趣。他们监听了我们的卫星通讯。想象一下，即使是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两个家伙像拆玩具一样拆开了俄罗斯太空计划的秘密———我们该怎么做？”

　　“我听到了他们那段加加林的录音，还转录了一份，经查证，它是真的。我们的宇航员从此受到警告，让他们在太空说话时当心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踪这兄弟俩。”

　　我也见到了兄弟俩的“守护天使”，他坚持不泄露自己的名字和住址。“当苏联人接近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时，”他说：“我们立即决定也跟他们联系。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他们，但同时也想得到有关苏联飞船的信息。一开始他们不信任我们，但是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

　　兄弟俩没有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那位退休的克格勃特工告诉我，“我们本来想策划一起意外———比如一场事故什么的———但是后来，他们上了电视，变得很有名。这救了他们的命。对此我也挺高兴，他们都是好人。”

　　梦想成真

　　无意中救了兄弟俩一命的是马克·邦吉奥诺。他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天打电话给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我想请你们参加我的节目‘梦想盛会’（一个问答比赛游戏），如果你们赢了，我会实现你们的愿望。”

　　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的梦想就是参观美国宇航局，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有机会了。唯一的挑战就是必须赢得意大利难度最高的问答游戏，参与者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回答与他们专业有关或比较擅长的一大堆问题。

　　幸运的是，兄弟俩及时地答对了每个问题。

　　1964年2月26日，他们抵达美国，沿途拍下了所见所闻。第一站是美国宇航局位于华盛顿的总部，那是一栋白色大楼。在顶楼等着他们的是在美国宇航局数据跟踪和采集部门工作的约翰·霍斯曼，他没有想到，进来的这两名意大利人是狂热的太空迷。他们带着录音机和磁带走了进来。

　　“自我介绍后，我们就开始放带子和摄像，”阿切尔回忆说：“当霍斯曼听到格伦的声音，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们从哪儿弄到这个的？”霍斯曼问：“这不可能！”他打电话给一位同事：“你最好过来听听这个。”

　　几分钟后，美国宇航局太空计划技术指导詹姆斯·莫里森赶到。“我会受处分的！”他惊叫道：“你们怎么做到的？”然后他转身对霍斯曼说：“我们得加倍小心。如果他们能拦截到，苏联人也就能做到。”

　　几分钟后，房间里挤满了人，两名意大利青年发现，他们正在美国顶级科学家一起讨论地球轨道问题———他们梦想成真了。

　　他们故事之后的发展至今仍然是秘密。

　　很多怀疑论者认为，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不可能监听到那么多苏联太空计划的信息。他们认为，当时的公众对太空计划好奇心太大，兄弟俩在压力之下编造了那些轰动性的录音。比如他们曾声称录到的一段轻柔敲击声是宇航员的心跳，这明显不对，心跳的确可以通过飞船传输出来，但是以电子信号方式，就像静电流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苏联人一直竭尽全力保守灾难性的秘密。1967年4月，“联合一号”（Soyuz1）飞船返回时坠毁，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Komarov）当场死亡。这艘飞船是苏联登月飞船的原型，但从一开始就饱受设计缺陷困扰。苏联不想暴露这一错误，对外声称是科马洛夫的降落伞装置出现故障。一些报道说，“宙斯”网络中的波鸿无线电波跟踪站听到科马洛夫还在地球轨道中时就在咒骂飞船的设计者。

　　太空专家们现在相信，兄弟俩的确录到了苏联和美国一些太空计划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解释不一定正确。

　　早在1964年，美国宇航局就知道兄弟俩手中所握资料的价值，希望能够拿到手。但兄弟俩要求和美国宇航局交换。“有两个苏联使用的波段我们一直没有搜到，如果美国宇航局有，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但问题是，美国宇航局并不真正相信我们！”

　　最后，他们决定现场交换。双方不发一言，彼此交换一张张小纸片。阿切尔回忆说：“我写出一个波段递过去，霍斯曼微笑起来”

　　“现在轮到我们了。”吉尔说。霍斯曼递过来一张纸。“我看了很失望，因为这个波段我们已经知道了。”

　　兄弟俩给出的那两个苏联卫星波段，美国宇航局此前一无所知。美国宇航局负责人哈里·J·戈特不禁说：“你们两个家伙做得真不错。”

　　“然后，美国宇航局给了我们第三个和第四个波段，是全新的！”吉尔说：“我们和他们握过手后，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栋楼。”两兄弟在街上拥抱在一起，兴奋得又蹦又跳。

　　一回到都灵，他们发现“托伯特中心”已经被粉丝们包围，其间掺杂着苏美两国的间谍。“守护天使”时不时会出现，告诉他们刚才来过的人中有哪些是“危险分子”。一些文件在此过程中丢失，包括苏联“月神四号”（Lunik4）月球探测器发回来的模糊月球照片。“但我们已经将复印件寄给报纸了，”吉尔说：“所以这没什么关系。”

　　尽管克格勃发出了威胁，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仍继续工作。他们捕捉到了第一位女宇航员、苏联的瓦莲金娜·捷列什科夫乘坐“东方六号”（Vostok）飞船执行任务的细节，还有阿列克谢·列昂诺夫1965年3月第一次进行的太空行走，当列昂诺夫准备爬回太空舱中时，发现太空服涨得厉害，无法进去。他只好拧开衣服上一个阀门，释放出部分气压。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苏联人对此讳莫如深，但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将消息告诉了美国宇航局，认为这也许可以拯救未来某位宇航员的生命。

　　几周后，1965年4月7日，苏联宇航员训练负责人尼古拉·卡曼宁将军声称，这对意大利兄弟不可能跟踪到苏联任何一枚火箭的发射信息。在《红星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称他们是“太空匪徒”。

　　在阿切尔看来：“这等于是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承认。我们利用微不足道的设备，成功地破获了苏联一些秘密。”

　　1969年7月20日，第一枚人造卫星上天12年后，“托伯特中心”再度激动起来，朱迪卡-科迪里亚斯兄弟全力以赴，向数百万电台听众报道着人类首次登月的消息。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电视进行了实况播出，神秘一去不返，广播时代开始结束了。

　　不过，这不是兄弟俩生活的结束。他们后来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有线电视网，阿切尔经过学习，成了“太空医生”，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病专家；而他的弟弟吉尔则协助警方窃听意大利犯罪分子的移动电话。

　　朱迪卡-科迪里亚兄弟依然坚信，他们录下了失踪宇航员的声音。站在自己独一无二的录音带书架前，吉尔告诉我：“50年前，人们虽然无法造出少于一吨重的计算机，却成功地把男女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这些人做好了面对最孤独的死亡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感谢无线电，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他抚摸着那些录音带：“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

  “我和奥巴马同班”
    记者：您每年都会安排到大学演讲吗？

    李开复：嗯。这个星期有14场。

    记者：长沙会有几场？

    李开复：长沙有3场，还有两场分别在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大学。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演讲？每年大概会有多少场？

    李开复：10年来一直在做。每年30场吧。（笑）这只是平均。

    记者：您口才一直这么好吗？

    李开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国际关系专业时，我和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同班。我清楚地记得，就是1983届。上课时，教室里一名黑人同学总戴着帽子，坐在位置上一言不发地“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就是奥巴马。班上有两个最害羞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奥巴马。我很少和同学说话，和奥巴马更是一句话也没说过。奥巴马在大学时不是现在的样子，这说明人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就是做你自己”

    记者：除了演讲之外，您还通过出书、写信等方式与大学生交流？您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李开复：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等着社会、家庭来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未来。我送给大学生们一句话：有足够的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足够的胸怀来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

    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进取，去争取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但也要看清楚，有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那就不要浪费一秒钟时光。

    记者：您最想跟大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很多人误解这句话，认为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把自己做得最好，超过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做最好的自己就是做你自己，不要去模仿别人。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要用金钱、名声来衡量，每一个人的成功有不同的理解。也许你是帮助社会的成功，也许你是为国争光的成功，也许是你帮助你孩子的成功……不要被一元化的成功论误导。

    “别忘了问为什么”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学生与国外的学生有什么异同？

    李开复：中国的学生勤奋、努力。美国的学生更多的是有激情，有创意。

    记者：有什么具体建议？

    李开复：具体的建议就是，一是学习之后，别忘了问为什么。美国学生都很好问，都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二是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要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三是学习不会在大学结束时停止，进入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要继续学习，终身学习。我们公司任何一个员工，他们90%的能力都是在公司培养的。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追寻你的心，你可以多问问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做什么事能让你更振奋。如果你能找到这样一件事情，能够聆听你内心的声音，我相信你一定会更成功，更快乐。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记者：目前的金融危机让就业或创业比以前更困难，您怎么看？

    李开复：短期的话，就业可能会比以前困难一些。其实中国的发展是非常稳健的，中国受影响比较小。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要幸运一些。其实，危机反而能让你看出哪些是基业长青的公司，在危机中，你可能待业的时间会长一些，这都是学习的好机会。

    记者：怎样为就业和创业做好准备？

    李开复：一是在校时要好好培养情商和非专业的知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表达自己，你在工作之后，会发现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二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有理想，你的计划不是下一步做什么，而是下二步工作做什么。最好的计划是做一个五年的规划。五年后，你梦想的职业是什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挑选一个超过50%成功概率的规划，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三是要理解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做自己有天赋的事情。

正在吃饭的母亲，在地震袭来的瞬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一旁的女儿，连手中的筷子都没来得及丢掉。无情的地震夺走了母女俩的生命，但当消防官兵把她们从废墟中刨出来时，她们僵硬的身体依旧保持着紧紧相拥的姿势，在死亡的最后一刻，母亲依旧保护着她的女儿……

　　1973年，英国利物浦市一个叫科菜特的青年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常和他坐在一起听课的，是—位18岁的美国小伙子，大学二年级那年，这位小伙子和科莱特商议，一起退学去开发32Bit财务软件，因为新的教科书中．已解决了进位制路径转换问题。

　当时，科菜特感到非常惊诧因为他来这里是求学的，不是来闹着玩的，再说对Bit系统，默尔斯博士才教了点皮毛，要开发Bit财务软件，不学完大学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他委婉地拒绝了那位小伙子的邀请。

十年后，科莱特成为哈佛大学计算器Bit方面的博士研究生，那位退学的小伙子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美国《福布斯》杂志亿万富豪排行榜，1992年，科菜特继续攻读．拿到博士后学位；那位美国小伙子的个人财产在这一年则仅次于华尔街大亨巴菲特，达到65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二富豪。1995年科菜特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可以研究和开发32Bit财务软件了；而那位小伙子则已经绕过Bit系统，开发出Eip财务软件，其速度比Bit软件快1500倍，并且在两周内占领了全球市场，这一年他成了世界首富．一个代表着成功和财富的名字盖茨也随之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走在别人的前面是盖茨成功的秘诀，也是微软持续领先的秘诀。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认为，只有具备了精深的专业知识才能从事创业，然而，世界创新史表明：先有精深的专业知识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人并不多。

不少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是在知识不多时，就直接对准了目标，然后在创造的过程中，根据需要补充知识。盖茨哈佛没毕业就去创业，假如等到他学完所有的知识再去创办微软，他还会成为世界首富吗？

　　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存在着这么一个真理:

对一件事，如果等到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才去行动，那么他也许要永远等下去。